葛墨林拓路物理场(2)

满足，再向老师请教如何能精确调频。 “可以说，那时的物理教学的路子还是很对的。”葛墨林说，本来物理也不用搞得那么复杂那么神秘。 一颗科学的种子种下，迟早会开花结果。1956年，葛墨林正值高考，他的数理化分数都非常高，打算报考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但在那个个人命运并不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的特殊年代，“服从”是更为普遍的现象。学校领导找到葛墨林，希望他报考兰州大学核物理专业。葛墨林没有犹豫，服从组织安排，打起背包准备奔赴大西北。作为相对落后地区，西北一直都是国家支援的重点，兰州大学坐落在甘肃省会兰州，物理系与生物系、化学系相比，算是非常年轻的院系。从葛墨林入学的1956年起，化学系名师大家相继而至，如朱子清、刘有成、陈耀祖、黄文魁等。而物理系的教师则基本是从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的，当时并没有什么名气，但现在看来，无疑要感叹，有时候命运的安排颇有意味，物理系的钱伯初后来成为了我国量子力学的代表人物，汪志成编写了全国统编教材，段一士更被称为“无冕之王”。葛墨林对于这段西北求学经历铭感于心，“一日为师，终身为师”，在钱伯初逝世后，仅仅比钱先生小了几岁的葛墨林在悼词落款时，恭恭敬敬地署上了“学生葛墨林”。 诲人不倦 如今，葛墨林已经是桃李满天下，他所带的50多名研究生和博士生中，有院士，也有高校的副校长。他和学生们的关系一直很好，像一家人一样。 所谓命运，并非玄学，而是当你面前的一扇门关上之后，总会有一扇窗为你打开。从祖国的心脏首都北京一路颠簸，看着眼前的景象越来越荒凉，人烟越来越稀少，西北广袤的大地以其粗犷的臂膀将人完全包裹，葛墨林新的生活开始了。而这段新生活一开始就跟他“开了个玩笑”。由于放错了档案，阴差阳错之下，葛墨林与核物理就此错过，进入了理论物理的世界。那时年轻也没有多想，现在回过头去看这种安排，竟然在不知不觉的时间流逝中，多半辈子就干了这一件事，而且根越扎越深，“我就一直干到终了了”。 杨振宁点了盘炒虾仁 1961年，葛墨林开始读研究生，生活非常困难，但他仍然坚持晚上学习到凌晨1点，睡不了几个小时，早晨6点就起床念外语。事实上，这并非葛墨林的个人行为，那时的兰州大学学风便是如此。经历了1957年的“反右倾”运动以后，兰州大学的教学秩序被打乱了，直到1959年江隆基就任校长，他开始带领师生拨乱反正。当时的教务长崔乃夫、校长秘书聂大江等一贯坚持江隆基校长的办学思想，给兰州大学的学生们创造了一个稳定的学习环境。在一次兰州大学对葛墨林的回访中，他说道：“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永远感激不尽的。可以说，如果没有江校长，我们不会取得现在的成绩。” 此时，葛墨林师从留苏理论物理学家段一士教授。跟着段一士教授学习，使葛墨林受益匪浅。老师要求严格，葛墨林当时几乎什么都得学，很多物理理论都要学习，依靠自己去打基础。朗道-利弗席次的《理论物理教程》是最好的教材，因此，段一士教授要求他读4本，习题基本也都要做。虽然工作量巨大，但这却为葛墨林的未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80年，葛墨林到了美国，段一士教授的教学方法使得葛墨林无论在独立研究能力还是韧性坚持的作风上都很快适应了环境。 “珍宝岛事件”发生后，有关火箭弹爆炸的问题引起了时任兰州军区司令员肖华的注意，此前，段一士教授就曾经对这一军工问题提出过解决方案。于是，段一士教授带着葛墨林被临时调到兰州大学组成技术革新组，研究炸药。当时，兰州大学物理楼四层堆满了缴获的最新炸药。“当时也是胆子大，如果炸药爆炸，那一整栋楼都会被炸没了。”即使在那段时间，葛墨林也没有放弃理论物理研究的老本行。白天要做有关炸药的研究，同时还要参加劳动，只有在晚上才能偷偷摸摸拉上窗帘看外文资料研究基础理论物理。葛墨林回忆道，当时就在屋子里用书柜一隔，爱人带着孩子睡在一边，而他在另一边挑灯夜战，“窗帘拉得紧紧的，不能让人发现，那时候研究理论物理就是犯大错误”。 这段时间，葛墨林跟着段一士教授研究规范场相关理论。他们在国际上最早提出规范场理论中规范势可分解和具有内部结构的新观点，得到了SU（2）规范场论中N个运动磁单极的拓扑流理论。1977年，杨振宁先生在兰州大学专程看望了段一士教授，也是此时，他注意到了一个极具潜力的年轻人葛墨林。1979年，学报恢复，该成果刊载在《中国科学》上。2015年，世界著名物理杂志《Physics Report》有一篇文章在文献综述的部分专门用200页介绍当年这篇文章。30年过去了，还是有人花了如此之多的篇幅介绍这篇文章，这在中国学术界也是少有的。 葛墨林与杨振宁先生的不解之缘就此结下。1980年赴杨振宁先生的研究所工作，1985年回国。1986年，又蒙杨振宁先生的推荐，来到著名数学家陈省身先生在南开大学的数学研究所下的理论物理研究室主持工作。提起1986年这次与杨振宁先生的会面，葛墨林记忆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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