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墨林拓路物理场(3)

。彼时，杨振宁先生约葛墨林去北京饭店见面，午饭席间，杨振宁先生特地点了一盘炒虾仁，并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跟大家说，虾仁是给葛墨林点的，他在兰州吃不着虾。 也正是当天中午，葛墨林第一次见到了陈省身先生。在餐厅门口，杨振宁先生向陈省身先生介绍了葛墨林，没想到，陈省身先生当即表示：“我要不要现在给你下聘书？”这让为工作调动而忐忑不安的葛墨林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在数学研究所工作期间，陈省身先生给了他很大的学术自由。初来乍到，陈省身先生便跟他讲：“我的办所方针就这几个字：不开会、无计划、多做事。研究方向就是振宁的方向。”如今，葛墨林非常感激杨振宁先生和陈省身先生在当时为他选定的研究方向。“做学问首先是做什么，其次才是怎么做，做科研选择一个比较好的研究方向是很重要的。” 到了南开大学之后，葛墨林与杨振宁先生交往仍旧频繁。南开大学理论物理研究中心开的很多次会，都是杨振宁从香港募集，然后直接把钱带回来。有一次他怕他们换不开，把钱都换成一捆捆的20美元，装在包里。对于杨振宁先生的提携与支持，葛墨林心存感激，当互联网时代到来，舆论场上出现了一片对杨振宁先生个人生活的非议与质疑之声时，葛墨林非常愤怒，写了一篇辟谣文章，在公开之前反被杨振宁先生压了下来。“除了讨论物理，其他的事都不要管，我一辈子挨骂挨多了。”听了杨振宁先生的话，个性耿直的葛墨林才作罢。 “不怕别人比我强” 葛墨林喜欢看金庸的武侠小说，对于书中江湖各门派之争作壁上观，但在现实中，他一贯反感在学术上划定所谓的“门第”或“帮派”。 葛墨林总说，自己很幸运，遇到了大师级的导师，也遇到了无数愿意无私提携他的前辈。也因此，葛墨林对待自己的学生也总是尽己所能，无条件将知识传授给他们。“我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不怕别人比我强。”“我就是受到王淦昌、杨振宁、方守贤等前辈的无私提携，从一个兰州大学名不见经传的毛头小伙子一步步成长起来的，所以我特别愿意主动去帮助那些没有背景的优秀的人才。” 如今，葛墨林已经是桃李满天下，他所带的50多名研究生和博士生中，有院士，也有高校的副校长。他和学生们的关系一直很好，像一家人一样。“我的研究生里最好的学生都来自于贫困家庭。我发现我的学生们都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家里穷；二是非常喜欢物理，同时人很厚道；三是英语都不好。”葛墨林这样打趣自己的学生，“别看他们现在过得都很好，当初上学的时候连学费的贷款，出国的机票都买不起，都是我老伴儿付的。”学生们当然也不会忘记当年老师的恩情。母亲节，葛墨林的学生还会给自己的师母送花。 看似调侃，实际上葛墨林对待贫困学生的感情，还是缘于西北这方天地在半个世纪前给他的震撼。在北京长大，在兰州上学，地地道道的城市人，对于农村尤其是贫穷农村完全没有认知。直到“四清”运动和“文革”期间，他两次下农村后才真正认识到，当时还很穷，中国有广大的农村，农民们才是真正的中国。正是那时对农民农村产生的感情使葛墨林始终认为所有人都是靠农民养活的，而他作为一名教师，有责任去培养农民的孩子们。比如，他的学生匡乐满如今已经享誉物理界，但匡乐满出身很苦，是一个湖南放牛娃。另一位学生陈光红，同样出身贫寒，在不到40岁时就已经成为了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正教授。在葛墨林看来，这些相同身世的学生非常愿意学习，非常愿意通过学习改变命运。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葛墨林带学生的门风，恐怕还是得追溯到段一士教授那里。在葛墨林读研究生时，与段一士教授有时讨论问题到凌晨5点，当时生活困难，段一士教授就买点土豆，既让学生填饱了肚子，又不耽误学习。即便在文革时期，这对师徒也没有“划清界限”相互疏远，反而在兰州大学校园内，人们经常看到葛墨林在前面奋力拉车、段先生在后面铆足劲推，于是，“最团结师徒”的名号出炉。 此外，葛墨林绝不限制学生的学术思想的自由发展。即使自己与学生的观点有不一致的地方，葛墨林也不会轻易说不。这源于20年前一个学生给他带来的启发。那名学生本来想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投稿到物理评论杂志上，但是葛墨林总觉得这篇文章虽然有意思，但和自己想象的不大一样，于是拼命想挑他的错。可是挑来挑去，这篇文章又没有错误，于是葛墨林同意将该文章投稿发表。 后来，这篇文章被一本国外为纪念双贝塔衰变60周年所出版的文集收录，并被收录为60年来最重要的文章之一，被评论为Pioneering work。原来，这篇文章的研究虽然在葛墨林的领域不属于很重要的方向，但在另外一个葛墨林不太了解的领域却是Pioneering work。这件事给葛墨林一个很大的教训，“只要他不违反物理的基本规律，就千万不要轻易否定学生的想法”。 “这个理论能不能应用于攻打军舰？” 让葛墨林第一次认识到基础理论研究成果转化思维的重要性是在上世纪80年代他第一次来到美国的时候。有一次，他去听一个关于孤立子理论的讲座，在他听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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