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理视野中的西方本体论与先验论(10)

还是同行人看得最真切，罗素指出：“他(莱氏)毕生仍旧怀着希望，想发现一种普遍化的数学，他称之为‘万能算学’，能用来以计算代替思考。他说：‘有了这种东西，我们对形而上学和道德问题就能够几乎像在几何学和数学分析中一样进行推论’。‘万一发生争执，正好像两个会计员之间无须乎有辩论，两个哲学家也不需要辩论。因为他们只要拿起石笔，在石板前坐下来，彼此说一声(假如愿意，有朋友作证)，我们来算算，也就行了。”*罗素：《西方哲学史》(下)，第119页。 “用计算代替思考”，这便是今天的所谓电脑与“机器人”的出现，可谓实现了莱氏的理想，但企图以计算来解决“形而上学和道德问题”，这也许就是数学给哲学带来的“不幸”了。沃尔夫的弟子鲍姆嘉通(西方美学之父)又说：“莱布尼茨把音乐叫做无意识地计算的心灵所作的算术训练。”*鲍姆嘉通：《美学》，王旭晓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第31页。 音乐就是心灵的算术训练，这也许是微积分的一种功能。一旦音乐=计算，世界将是绝逻辑的了。故今天的西方人，在大谈特谈什么“世界的逻辑构造”……然而，数学的这种洁白而纯真的“热情”与“希望”，又确是一种光辉与壮丽，它把西方形而上学自古以来所披上的神奇面纱和中世纪神学所蒙上的神秘一股脑儿掀掉了，好不痛快呀！此外，在评论莱氏微积分的问题上，中国有句成语：“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罗素是伟大的哲学家与数学家，与莱氏可谓同行人了，罗素所看到的是“门道”，而非其他哲学史家所看到的“热闹”。*顺便说句题外话。有人问名家某公：西方哲学史哪本写得最好？答曰“梯利”。笔者不敢苟同，梯利只会堆积细腻的材料，亦能说些专业内行话，但缺乏西方哲学史自身的生命精神。这种生命精神是什么？就是“内行看门道”的精神。西方哲学的门道是什么，就是以数学逻辑为运转轴心的结构体系精神。梯利于此“门道”，几乎是外行。由此也反馈出某公自家“看热闹”的底蕴，就一般而言，写西方哲学史的人，应具备三重身份：数理学家—哲学家—哲学史家(黑格尔、罗素即是)，若只有一重身份或二重身份，而欠缺开山辟路的数学逻辑修养，则必然欠缺西方哲学生命精神(梯利、杜兰等人即是)。

在学界流行着莱氏的一句名言：“世界上的树叶子没有一片是相同的”，这是莱氏微分差异说的极通俗、极美妙的证明例子。在微分观点看来，这是无须证明(不证自明)的命题(因为世界就是差异)，但罗素则依据莱氏之单子学说，作了通俗的说明：“每一个可能的(单子的)立足点由一个现实的单子占着，而且仅由一个单子占着。单子没有两个是恰恰相同的(它们只有“连续性”——引者)。这是莱布尼茨的‘不可识别者’的同一性原理。”*罗素：《西方哲学史》(下)，第111页。这正如电影院里的空座位与实际看电影的人不会重叠(重复)一样。“座位”(可能的人)是按数字的连续性排列的，是绝对的“差异存在”；看电影者(现实的人)也必然按“绝对差异”方式入座。由于单子是连续性排列的存在，故它们没有相同的可能性。

综上所言，从笛卡尔到莱布尼茨虽是两代人，但他们所共同聚焦的却是如何以数学方法应用于哲学之形上思考中。西方哲学所最重者，是“物”之如何发生，世界(宇宙)之如何成形，那“发生—成形”的起点是什么，在何处，此即西方哲学之本体论问题(或形而上学问题)。笛卡尔一方面以几何四联式(点、线、面、体)把客观世界于“形”上抽象出来，披露了那个有重大意义的“点”(起点)，另一方面又以x轴y轴交叉的坐标系来确定此茫茫世界中的这个“点”，使之确凿、明晰，甚至于可以计算，使哲学摆脱神学的面纱与思辨之不确定性。而莱布尼茨则以“微积分—单子—宇宙是数学—逻辑体系”之三联式，把笛卡尔的确凿性、明晰性以“无穷小”之计算方式，推向形上境界，并以此去二分世界：在微分视阈中，世界就是差异；在积分视阈中，世界就是趋同。世界的存在，就其形而上而言，只有“差异—趋同”性，其余皆是废话。由上看来，在历史的艰难爬行中，哲学的困境终于被数理观念打破了，且开创了数学—哲学的新时代。

“笛卡尔—莱布尼茨”仅是伟大的开拓者，要在哲学领域中发生普遍性效应，必须要有一个“应用者”与“普及者”。任何新创造、新发明，都必须由三个环节构成一体：“创造—应用/普及—新的体系/新的现实”。其中缺少任何一环都是不行的。就西方近代哲学来说，就是如下之三联式得以确立：“创造者(笛卡尔/莱布尼茨)——应用/普及者(沃尔夫)——新的体系(以数理为运思轴心的近代哲学)。”故后来康德所批判、拒斥的本体论，就是批判、拒斥以笛卡尔为首的三联式中的本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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