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理视野中的西方本体论与先验论(17)

(2)数学由可靠、准确而进至渺茫、荒谬：“数学知识看来是可靠的，准确的，而且可以应用于真实的世界。此外，它还是由于纯粹思维而获得的，并不需要观察。因此之故，人们就以为它提供了日常经验的知识所无能为力的理想……人们便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寻求更能接近于数学家的理想的方法，而结果所得的种种启示就成了形而上学与知识论的许多错误的根源”。

(3)数学是信仰、神学和神秘主义的根源：“数学是我们信仰永恒与严格的真理的主要根源，也是信仰有一个超感的可知的世界的主要根源”，“神秘主义关于时间和永恒的关系的学说，也是纯数学所巩固起来的……这种永恒的对象就可以被想象成为上帝的思想”，“数学与神学的结合开始于毕达哥拉斯，它代表了希腊的、中世纪的以及直迄康德为止的近代宗教哲学的特征”，“个人的宗教得自天人感应，神学则得自数学”。

(4)柏拉图的理念论以及西方种种观念论也是源于数学的：“所谓柏拉图主义的东西，倘若加以分析，就可以发现在本质上不过是毕达哥拉斯主义罢了。有一个只能显示于理智而不能显示于感官的永恒世界，全部的这一观念都是从毕达哥拉斯那里来的”，“如果不是他(毕氏)，神学家就不会追求上帝存在灵魂的逻辑证明”。*罗素：《西方哲学史》(上)，第61—65页。西方人爱好“逻辑崇拜”，“数学·逻辑”是物之实在性的上帝。

怀特海也说：“欧洲哲学的兴起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数学的发展成为一种抽象的普遍性科学而促成的。但在这以后的发展中，哲学的方法也受到了这种数学榜样的损害。”*怀特海：《过程与实在》，李步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20页。数学方法一旦成为哲学方法的“榜样”，那么其影响之二重性，则会大大加深，使西方“形而上学与知识论中许多错误的根源”，显得更为突出、分明。

罗素、怀特海都是数学巨著《数学原理》的作者，他们都从数学出发，而通透了西方哲学的根本精神。简而言之，西方数学对形而上学(玄虚领域)与知识论(感知领域)都发生了极大的影响，前者之形而上学，包括本体论；后者之知识论即是认识论。前者之研究领域是玄虚而渺茫的，后者的研究领域则是清晰可靠的。前后二者并非不同向度的两截，而是因果相接的一条直线。前后二者构成西方哲学的整体观。很多现象表明，在此哲学整全的一条直线上，认识论领域不断的扩大伸展(例如发明放大镜、显微镜、望远镜，乃至电子加速器等等工具，都是为了把另一段的玄虚渺茫逐层转化为明晰、可靠；今天医院中的各种人体检查机器便是医生之认识论领域由感官段拓展、伸延至医生之形而上学的本体论的玄虚段)，实证论将大显身手，其“拒斥形而上学(本体论)”也仅是反叛传统而已。西方哲学的连续两段一线，是无法切断的，一旦切断(一刀两断)，其认识论的领域也将仅仅局限于感官世界，其科学之辉煌也将消失殆尽。

以上罗素、怀特海之论，即充分证明了西方之逐物哲学(“造物塑型”之哲学)，是吸吮着数学—几何学奶汁而定型的，且在数学—几何学的怀抱中长大，其玄虚渺茫性，仅是数学—几何学可以推论的，绝非中土“本根”说中的“若亡若存/不形而神”，或“有生于无”/“无极而太极”之“无”性可比拟。诸如现象学家胡塞尔，在其哲学术语中广泛用的“意向性”(意识总是意向性的意识)，其符号表示即是“→”(有箭头者，物理学家称为矢量/无箭头者，数学家称为射线)，“现象学的还原”(其表示法，即是1+？=3/？+2=3，求解这个“？”即是还原)，凡此等等均直接来源数学—几何学之思维方式。胡塞尔的博士论文，就是数学论文，故其哲学思考笨拙地直接取法于数学—几何学术语，这比莱布尼茨的“世界上的树叶子没有一片是相同的”之微分思想，要逊色多了。亚里士多德四因说中的寻求“原因”学问，是因果律的链条，其中“因果链”也是通向无限的一根直线；四因说中的“目的因”，同样是一个链条，曰“目的链”，也是通向无限的一根直线(或循环线)。不过，目的链完全可以被因果链统辖的，实际上它仍是有阶段性可以切分的因果链。西方哲学又曰被因果大律贯通的因果论哲学，其文化亦曰因果律文化，直观言之，此即线性哲学、线性文化。西方之教堂和摩天大楼，直耸云天，即是这种线性文化的象征。上文说的“取鸟”故事，即是生动的比喻、说明。古希腊哲学是西方哲学的起点，其中毕达哥拉斯的数学起源论；柏拉图创办学园的口号：凡不懂几何学者，均应被赶出学园；亚里士多德的寻求原因的智慧，是最大的智慧……都从共同的数学信念上，规定了西方哲学的数学—几何学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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