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理视野中的西方本体论与先验论(12)

以上之所言，曰：西方哲学本体论得以产生的几何—微积分之理论背景。当今之论者如果忽视了这种特殊的数学逻辑背景，而放肆地大谈西方哲学本体论，则显然走样且有失准确了；如果在中国心性哲学中，也大谈这种本体论，那则差之千里了。上文已说到以汇通中西哲学著称的一代大师牟宗三，他在其《佛教与般若》的巨著中，也依佛教的 “一心开二门”而开出了“两层存有论”(本体论)；真如门开出“本体界存有论”，曰“无执的存有论”；生灭门开出“现象界的存有论”，曰“有执的存有论”。*参见牟宗三：《佛教与般若》，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7年。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推敲：一是牟氏之Being多为本体论，且说西方哲学是逐物哲学，为“实有”(Being)而奋斗；中国佛教哲学是心性哲学，则为“去掉”这实有而奋斗。*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第237页。如此说来，中国心性哲学则不会产生什么“Being”的问题(存有论问题或本体论问题。但牟氏又坚持儒家道德实有〈实体〉论)。二是两层存有论，如果又译成两层本体论的话，尽管仍有“有执—无执”之别，这在概念厘析上是否存在矛盾呢，且与牟氏之卓识“中国佛教心性哲学为‘去掉’这‘实有’(Being)而奋斗”发生矛盾。故牟先生之油滑点，也许是混淆了“道德功能”与“道德实体”之大别，这是中西在道德观念上的根本分歧。

若在中国心性哲学中大谈道德实体(故牟氏常说，儒家是通过道德意识来把握实有〈Being〉的，亦即儒家有其“道德实体”云云)，必然油滑而不可止。其实，中国道德只讲功能，绝对不讲什么实体的。实体永远都是“物”之哲学的特有概念，牟氏许多失误之处，皆源于以“实体”混淆了“功能”之所至。故大凡把中国心性哲学中之“道德功能”混作“道德实体”(实有)者，则必然陷入“中国哲学本体论”的泥坑中而不可拔。中国之道德功能说，源于圣人系列德性仁心之“善”性，善性(人性善)不是实体，而是关系，只在相互作用时才显其功能效应，协合成为和谐一体(如“孝”之道，只存在于父子之关系中，唯有在此等关系中，才能发见孝之道。在此等关系之外，不可能有孝之实体Being。甚至连孝之“模式”都不存在)。

著名中国上古史专家许倬云则持与牟氏略有差异的观点：“中国的宇宙观一方面是生生不绝的，另一方面随时转向的，每一代都可以参与，每一个人都可以发挥影响。犹太教、基督教传统的观念是Being(存有)，而中国人的思考是becoming(呈现)。中国的整个思想方式是针对becoming，不是针对Being来想，Being是固定的，已经存在那边的东西(A)。印度的佛教讲Being‘如是’as such，是因果律不断在扩散，因而轮转。而中国becoming，针对印度佛教的Being‘如是’讲(B)，《易经》关注变化过程，不断在变动的过程(C)”。“由此观之，中国的becoming的思考，与犹太教、基督教和佛教的Being大不相同，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思考方式。于是中国人注意的对象，比如《易经》，人们注意的是变化，是注意过程，而非实质。”*许倬云：《观世变》，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50页。许氏以上之A、C点都是否定中国文化中有Being之问题的，或说，根本就没有什么“本体论”的。至于佛教的“真如”能否译为Being(即B点)，那是可以推敲的，这与牟先生的“佛教是为去掉这实有Being而奋斗”的观点，略有出入。但不管怎样，许氏之见，都是一大卓识。许氏对中国古代文化之研究、理解，远在俗辈之上(大陆也有人“照着说”，但调子、内涵都发生了变化)。

如果是层出不穷地发明与使用“本体论”术语(时则以“本体”代“本体论”)，铺天盖地而来，汇聚成为大著的“坚强堡垒”与自欺欺人的“深渊”，制造理论迷信。此等玄论，正如马戏团在玩弄自家的杂技，只有炫耀与掩眼法，而无交流的品性与价值——不知所云了。何以故？因为这些“心想事成”的本体论，全是主观意欲的产物，与数学逻辑之运思、推演，毫无关系，与“笛卡尔—莱布尼茨—沃尔夫”的本体论更不相粘。

《中庸》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此三句话之丰富蕴含便是中国文化及其哲学之“大全”。“天命—(心)性—道—教”一气贯通，展现了四千年文明的伟大历程，那发端的一体结构就是：“天命—(心)性”；其上下同流，得道成教，且日用而不知。若谨守“天命—心性”的良性循环通道(此即心体性体之“源头”)，厉行“率性”—“修道”而达乎“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此即“功夫论”)，我们将永远不败地立于中华大地上。面对“逝者如斯夫”的长江黄河，我们“乐天知命”、“心安理得”——何必成天繁忙于去攫取西方人于逐物中由数理而来的那个“取之唯艰，用之唯难”的“本体论”呢！“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天理流行—当下即是”！*上文说到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大陆逐渐由“神学”时代转入“准人学”时代，海外华人成中英等乘虚进入大陆讲学，趁学界理论思维的荒芜、空白，大讲特讲“中国哲学本体论”，并称天、命、心、性、理、气等就是本体论，可谓荒谬至极，且加深了大陆理论元气的痼疾与创伤，流毒广泛，成为中国大陆“本体论”理论时髦泛滥成灾的直接根源之一。当年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演讲，虽有灾难后的新奇性与玄虚的刺激性，但“污染”极为恶劣。时至当今，真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也”。然而“先天之畸形怪状”也自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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