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理视野中的西方本体论与先验论(2)

本文不介入“译名”之争论，求其“近似—相通”即可(即遵守译文之通识)。“名不正则言不顺”，这是带有根本性质的学理。但当“名”无法“正”时(译文之相互转换必然有之)，则应改攻坚战为游击战，以游击战(注释/解说)达到目的。笔者在撰写此长篇论文时最为戒备的是卷入一种无聊的争论中(有人说中国的学问是“商榷”的学问)。故在开篇之前，特附这话外之音以明吾意焉。

一、巡视西方本体论在当代中国的“殖民”过程与效应

在展开正题之前，对“本体论”术语在现当代中国流行的历史过程，必须作简单的说明与挑示，否则，质难者会误认为是诬辞。下面所述之六点，正反互渗，贯成一气：陈康之谨严性——熊十力的反思与否弃——钱穆/牟宗三在“五伦之道”上的分析所露出的理论“底盘”——海外华人学者成中英的“本体诠释圆环”——李泽厚的“人类学本体论”——当代学人的使用本体论概念之壮观。后三者大有以“本体论”“包打天下”的理论勇气，前二者则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牟宗三则身粘两边，他以“道德实体”为一大缺口，闯开了中国哲学本体论的大门，也为本体论“包打天下”之理论功能提供了若干契机。下面即分别略说其功过或问题。

(一)大体上说，现当代的老一辈学人，极少谈及这种飘忽不定的学问(熊十力称为“不能说”的学问)，若谈及则令其确定不移，尽量避免与汉语“音—义”之联想造成误差，故陈康则把ontology直接音译为“翁侘罗己”，把Sein音译为“洒殷”，*参见王太庆 等编：《陈康：论希腊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467、469页。以免和中国体用论中的“体—本体”和常说的“存在”相混、相联相粘，此即把其“音—义”之固定通道夯实不移，不让其有滑动的可能性(因为中国当代学人望文生义者极多)。

(二)熊十力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也在大力提倡“本体宇宙论—宇宙本体论”的学问，但受到梁漱溟、马一浮、欧阳竟无的强烈反对，熊氏后来反思说：“我的作书，确是要以哲学的方式建立一套宇宙论。这个建立起来，然后好谈身心性命切实功夫……我一向感觉中国学校的占势力者，都不承认国学是学问。身心性命这些名词他讨厌，再无可引他作此功夫，我确是病心在此，所以专心闭户，想建立一套理论(宇宙论/本体论)，这衰的苦况无可求旁人了解……我的脑瓜子用得太苦，太耗亏，人有些病态，显然明著。”*参见熊十力：《熊十力论学书札》，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209页。这是熊十力于1958年6月25日给梁漱溟的信。此时，他的心血之作《体用论》经过近20年的反复煎熬，终于面世，他在书中以“大海与众沤”的比喻关系(大海为体，众沤为用)，彻底地抛弃了“宇宙论/本体论”。他把本体论作为一门“不能说”的学问。以上引文反映了熊氏之目的，是为了“好谈身心性命”之学；是出于卫护国学性灵的慈母心，读之令人感慨嘘唏。他的反思是真诚而痛苦的。这实际上是中西文化的一场大厮杀。但熊氏之深刻教训，并未引起大陆当代理论家的注意，更没引起海外华人理论家的反思。熊十力是中国古学的一大重镇(是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人之师爷)，避开他只有吃大亏，乱闯死胡同而已。这多少有点像郑昕说的不能绕开康德一样：“超过康德可能有新哲学，掠过康德，只能有坏哲学。”仿此，“超过熊十力，可能有新的体用论，掠过熊十力，只能有坏的体用论(或宇宙论/本体论)”。

(三)笔者认为，对中国文化之本性、本色、本义，于中西比照中，把握得最为准确且言说方式不受污染，固守国学性灵而又贡献最大者，还是钱穆(1895—1990)；对中西文化形态之大别，在基本性质与路向上、尤其在理论框架上，厘析得清楚明白而又贡献最大者还是牟宗三(1909—1995)。但钱、牟二人可说是前后两代人，毕生“法术”不一样，但都是血泪学问，丝毫没有“混”和“骗”的成分，即使暂时游离了其学术主轴，发生了偏颇，也不掩其用心之诚与敬，绝不损其大师之本色。他们在中国文化的特质(西方是向外的逐物哲学，中国是心性的向内反思哲学)理解上，相同的地方很多，但也有很大的差异。以下面之例子为证。五伦之道，是中国心性之大道，亦是中国之“道”的核心，如何审视五伦之道，即可见出论者关于中国文化的功夫及其理论依据的全部底蕴。钱氏曰：“中国全部文化传统，乃尽在此五伦中(A)。五伦实只一心，曰爱，曰敬。非此爱敬之心，则不得有五伦。中国提倡五伦，亦只在教人实践修行此爱敬之心而止。人之同具此一分爱敬心，则人道已尽。一切事变，皆以此一分爱敬心应之，更复何事(B)。此一心爱敬，中国人则称之曰德。志于道，则必据于德。明于德，即所以行其道。道属公，而德则私。非有私德，何来公道？(C)”。*参见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86页。钱氏此观点成熟于1952年，面世是1955年。钱氏之A、B、C三点，把中国五伦之道已说得极为透彻而周圆了，也极为通俗易懂，其理论依据全在孔孟儒学中，并无西方洋货羼杂在内，属“纯酒”。在这里要强调一点，即20世纪40年代，钱氏在其论著中也偶尔使用过“本体论”概念。但在其晚年失明后的《晚学盲言》中，又彻底地否弃了它(此书可看作是钱氏一生的学术总结与中西全盘反思的最后结晶)。钱曰“更如希腊有哲学，乃为人生要求认识问题、解决问题之一项学问。但也不本之于内，而主向外寻觅，乃有宇宙论形而上学(含本体论)等讨论(A)。而在中国则无之。中国所谓一天人，合内外，仍主反就己心自找出路。故《论语》论仁，孔子并未把自己意见组织成一套仁的哲学来自我发挥，只就其门人随问随答，留待问者自悟自定。儒家如此，道家亦然(B)。凡属中国思想，都不独立成哲学一门，亦并不讲究逻辑，强人服从。但由此却正见其自信之深(C)”。*参见钱穆：《晚学盲言》(上)，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第390页。引文中之ABC三点，体现了钱氏之大卓识。A点说西方“不本于内，而主向外”，故有宇宙论、形而上学(本体论)等问题。B点说中土没有这类“向外”求人生的学问，只反诸己寻出路。《论语》之仁学，不是理论哲学，而是践仁之功夫论，重于自悟自定。C点概言凡中国思想，都出于“自信之深”，无需逻辑之推演，弄成为一门独立之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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