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理视野中的西方本体论与先验论(20)

图3 《中庸》朱子注示意图

朱子的注释，有三个层次：A式，通透《中庸》全文之大义；B式，突出“致中和”的功夫论，无此功夫论，“喜怒哀乐”之“性—情”将是一潭死水；有了“致中和”之功夫论，才能呈现“大本—达道”，才能可能成为“天地位—万物育”的生生世界。故“致中和”的功夫论，是中国文化实现自身的实践方式(孔夫子：“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诗》大序：“发乎情，止乎礼义。”一部中国文化史所追求的就是这种“思无邪—情之正”的崇高境界。中国人的伟大胸怀，就是致“中和”，它是中国五千年文明的一块基石)。因而黄梨洲说：“心无本体，功夫所至，即为本体。”这就是以功夫论去呈现“心性之体”，也以功夫论的展开与表现“心性之用”。应该说《中庸》原义本身早已包含了“体—功夫—用”之三项式精神，但却未能以“体—功夫—用”之分明的三联式之总体构架明示出来，而朱子则运用“体用”论与功夫论去展开其规范之三联式，这种哲学史上的方法论贡献，可谓冠绝于世；C式，可曰规范式，是B式的简化，但其根源却在A式和B式中。

何谓体用论，争论之声不绝于耳，其根源则在于上面三项式之“缺与全”、“隐与显”的问题上。所谓“缺与全”，即是指宋明之前多存缺(有体无用，有用无体，或体用已连用，但又欠功夫论)，宋明儒者则多全；前者，多为隐，后者多为显(认真讲起来，只有熊十力之《体用论》面世之后，才有丰硕的内容和广泛应用的有效性)。这并不是中国人的笨，而是中国文化历来对方法论的藐视(西方文化中之方法论，得益其科学的昌盛。方法论总是与科学相连的，但中国民族缺少科学观念)。对中国文化谙熟于心的钱穆先生说：“体用两字连用，始见于东汉末年(魏伯阳)。古人常言用，不及体。”*钱穆：《晚学盲言》(上)，第31、187页。“用”，具体、有用，在眼前；体，抽象，属依托，不在眼前。老子曰：“三十辐，共一，当其无，有车之用；殖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当其无，有室之用。”此中之“—器—户牖”应说就是“体”，但只有当它为“无”时(“虚—实”相生)，才能显其“用”，也许这就是古人多言“用”不言“体”的原因，其次，中国文化(书/画)极讲究“空白”与“虚—实”相生，所谓“此时无声胜有声”，即是恰当的描述。认真追究起来，其实“用”之背景根源，却是一片浩茫的生生世界，此即是“体”，但被“用”隐没了。总之，中国文化与哲学中的普泛性方法论之诞生总是艰难的，朱子常说，孔子重功夫论，孟子重心之体(仁体)。孔孟之绝代圣人皆如此，何况众生乎？

综合上述所言，中国心性哲学中的体用论，概括地说，应有两大特征：其一，体，不是指物体，应是指“心体”与“性体”，即使涉及“物体”(—器—户牖等)，也必从属于心体或性体。这便是“尊德性而道问学”信条的大用：“尊德性”必统辖一切，“道问学”必回归于“尊德性”；其二，体用论之规范式必须是“体—功夫—用”三项式，缺一即为残缺，难释体用论之真义。

此外，今天学界的“本体”言说满天飞舞，有时滑向“本体论”，有时滑向“体用论”，有时也滑向“物体论”(依托之物)……成为“三不象”的学问，这种大混乱，何时才能平息下来？其混乱之根源，也许并非源于无知，大多是依于“瞒和骗”——理论之运思中的一种自欺欺人的大骗术。有相当一部分人，在中国心性文化研究中，动辄便是“中国哲学本体论”、“儒学本体论”、“仁之本体论”等等，这是中西相混的恶作剧；其次，在专业性理论研究中，动辄便是“艺术本体论”、“美学本体论”、“实践本体论”等等，似乎离开了本体论，便无话可说。这是变质变调的本体论(实即“本根论”)；再者，则有人以“本体—本体论”特殊符码作为大海中的“救生圈”、理论陷于贫困时的“避难所”，故而层出不穷。名家某公的“工具本体、心性本体、情本体、历史本体、制度本体……”真是花样齐全，呼之即来(这种“本体”，有时也与“本体论”合一，如工具本体论，历史本体论等等)。故在我们这里，“本体—本体论”之独家言说，往往成为理论家玩弄的一种魔术把戏，戏中无它，即失去旦角，唱不成戏了。

令人深思的个案是，20世纪40年代，熊十力在与友人的通讯中，也大力提倡、鼓吹在中国文化研究中应使用西方的“本体宇宙论”、“本体论”等等，觉得中国古学都是散珠妙言，因欠缺西方人的宏大构架，难成气势，故采之以为援。1949年之后，他目睹西方术语进入中国，显出了“唯物—唯心”、“主观—客观”相撞击的刀光剑影时，他似乎又有了大醒悟。1954年12月14日在给郭沫若(郭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信中说：“古学还他古学，不可乱他真相。若变乱之，是使思想界长陷于混浊。此有百害而无一利也。”其中，无疑地也有深刻的自我批判。熊氏于1956年至1957年完成了他的新作《体用论》(1958年出版)。他在开篇的《赘语》中说：“此书之作，专以解决宇宙论中之体用问题(宇宙实体简称体，实体变动成宇宙万象，是为实体之功用，简称用)，体用之义，创发于《变经》(《易经》古曰《变经》，以其阐明变化之道故)。晚周群儒及诸子，无不继承《大易》，深究体用。大概儒家未甚离孔子本旨。诸子百家著作当甚宏富，其于体用问题有无专著，今无从考。老庄言道(即实体之名)，犹未有其见……道家之宇宙论，于体用确未彻了。”以上熊氏之大笔所述，不啻是中国体用论简史，见出了以体用贯串始终的红线。有人质问：“公之书，以体用不二立宗。然只说实体变动而成功用，却未说明实体是何等性质。”熊氏答曰：“只有就功用上领会实体的性质。”他又补充说：“余之学宗主《易经》，以体用不二立宗。就用上而言，心主动以开物，此乾坤之大义也。”*熊十力：《体用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7—8页。由此看来，熊氏所指的“宇宙论中之体用”(应该是乾坤之体用)，绝非纯物之体用，而是在“心主动以开物，此乾坤之大义也”统辖下的体用论。看来，他已抛弃了1940年代的西化主张(本体论/本体宇宙论)，以《变经》之大旨(体用不二)立宗，且一切皆在“心”之统辖下“开物成务”，故其“体”，仍是心体或性体(唯一之疵点，是仍使用西方人的“宇宙论”术语，其实熊氏之“宇宙论”不过是由时兴而来之变相的“乾坤论”而已)。熊氏由20世纪40年代的西化主张，终于回归到《易经》体用论的主线上来，足可发人深醒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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